【第27期】约翰·卫斯理：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人物
文/佚名
生命的成长与事奉的转折
约翰·卫斯理的父亲塞缪尔·卫斯理是英国圣公会牧师，也是当时有名的作家；母亲苏珊娜·卫斯理出身于清教徒家庭，生活方式严谨。他们一共生了19个孩子，约翰·卫斯理是第15个。苏珊娜是一位少见的品德高尚的女人，每天晚上为那么多的儿女在床前按手祷告，训练孩子过一个去掉自己的意志顺从上帝旨意的生活，在严格的生活原则中养育了孩子们。
一七○九年二月九日，家里突然失火。合家的人仓皇逃出，独有约翰•卫斯理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他当时才六岁，自己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他爬上椅子，大声喊救命，直到有人把他救出来。约翰•卫斯理被救出之后，顷刻间屋顶就塌下来。他父亲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大声喊道：“各位邻舍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恩待我们一家，使我八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任凭房子烧毁吧！我心已满足了！”他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也打破矜持，翻开圣经找到经文（阿摩司书四章十一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为这“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而感谢神，她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说神这次救他必定有他的目的。这件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约翰·卫斯理在主后一七二○年进入牛津，六年后被选为牛津林肯学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此时也进入牛津。不久他们兄弟二人与一些主内的弟兄聚在一起，组成“圣洁会”(The Holy Club)按时查考圣经及祷告。不久，他们更从内省的属灵追求推进到福音工作上去。他们开始监狱的布道工作。由于他们严谨的属灵操练，牛津的同学们便讥讽地为他们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绰号。
怀特菲尔德于主后一七三三年进入牛津求学，不久便加入了以卫斯理为首的“圣洁会”。主后一七三五年，卫斯理兄弟二人感到神的呼召，并在母亲的支持下，毅然离开牛津安逸稳定的生活，远赴美洲作宣教士。他们在乔治亚州努力工作，不见什么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于主后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国，留下约翰继续工作。到了主后一七三八年，连约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怀着挫败的心情回到英国。但神却藉着这些挫折叫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这便成为他自己复兴的起点。回到英国后，他认识了一些莫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会的聚会中，约翰·卫斯理听到有人诵读路德《罗马书注释》序言。他深受震撼，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实地体会基督救赎的恩典。
这次经历之后不久，他便前往德国，与弟兄会的人生活一段时候，体验操练敬虔的生命。从这时起，他整个人生命的方向都改变过来。卫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生命复兴之后，便奋不顾身地为主工作。他们四处宣讲神的道，但很多的教会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对他们充满感情的讲道，不太欢迎。于是他们只好到一些教会以外的小组那里讲道。
主后一七三九年，怀特菲尔德从美国回英国工作，这便是卫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转折点。原来怀特菲尔德将他在美国惯用的露天布道在英国如法炮制，结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请卫斯理兄弟二人与他同工。于是，约翰·卫斯理的巡回露天布道生涯便告开始。而他所到之处，信徒便大得复兴，很多人深切认罪，并且重新向神委身。那时英国圣公会主教召卫斯理说，凡属于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不能在野外讲道，你为什么违反这一规定时，卫斯理强调他不属于任何教区的牧师，而是任牛津大学Fellow的牧师，并且说了句名言，“世界是我的教区（The world is my parish）。
终其一生的宣教复兴运动
约翰·卫斯理不但有布道的恩赐，更有组织的恩赐。他把复兴的信徒组织起来，将每一区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长。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励，班长更有责任督促班员操练敬虔。对于那些因一时感情激动而加入团契，而并不渴求真正属灵操练的人，约翰·卫斯理非常严厉地对待他们，甚至将他们逐出团契。因此，团契中的人都非常认真，所以能保持团契的属灵素质。
卫斯理通过卫斯理宗聚会，训练共同的成圣。卫斯理指责了中世神秘主义比圣经话语更重视灵性体验的危险性和强调个人主义灵性的危险性，并强调了通过属会共同体来训练灵性活动。他们在第一部聚会学习圣经，第二部全体会员都省察和反醒自己一周的灵性生活。灵性省察的属长一般问七种提问，即一周内你都犯了哪些罪，受到哪些诱惑，怎样战胜等等。如果无端缺席三次以上者从卫斯理宗属会除名。由于属会聚会很严格，卫斯理宗信徒减少了一半以上，但到第二年增加了两倍以上。
卫斯理宗的野外证道（field-preaching）形成了一种宣教原则，却成为深入没有教会的地方，或贫困而没有权利的低层阶级的力量。他们在各地区建立了由平信徒作传道者（lay-preachers）在各地区巡回传道的制度（circuit riders）。因此组织了巡回证道（itinerant preaching）和骑马巡回证道的人（circuit riders），形成卫斯理宗宣教的巨大原动力。
约翰·卫斯理从一七三九年起，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五十二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除了讲道，约翰•卫斯理的著作丰富，并不只限于宗教问题，他著述了《英国史》、《罗马史》，还有一册伦理学。另有一本《疾病简易自然疗法》，这本书介绍七百二十五种药方，可治二百四十三种疾病，销行甚广。足见约翰•卫斯理学问的渊博。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每一天都抽出时间来，撰写日记，他的日记留下了他一生珍贵的生活动态。约翰•卫斯理的书籍，主要是教导基督徒如何完美和圣洁。一七四二年，他出版了《循道宗信徒的性格》；到了一七六五年，约翰•卫斯理写了《基督徒的完美的简易说明》，书中强调说，要在恩典中成长、完美，直到永世。
因着约翰·卫斯理的复兴工作，英国本来冷漠的知识分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对神也失去信心的劳工大众突然间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对象，他们干涸的生命便又活泼起来。他们开始关心社会中一些因工业革命受伤害的人，一些在社会的变动中失落的人。传福音的托负也越来越重，因而成为另一个运动的基础。这一个运动便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展开的宣教运动。假若没有大复兴，宣教运动也不可能会展开。
卫斯理宗的神学思想
卫斯理宗神学的四大基本原理是圣经、传统、经验和理性。其中三种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曾经使用的，在那基础上卫斯理增加了体验。圣经被看作是四个基准中最源泉式（prominent）的神学资料。圣经中包含救赎所需的一切内容，是通过圣灵在圣徒心目中出现时能与基督相见。在圣灵的指导下，如此慎重地采取圣经时，信徒能将其原理应用于个人的现实生活中。
教会传统是卫斯理解释圣经和神学的重要根据，所以卫斯理认为初期教父，特别是325年尼西亚会议以前的教父是生活在基督教的根源最近处，是圣灵充满的有权威的圣经注释家。因传统是在历史中出现的共同体的集体经验，所以对他们批判性理解使对上帝的掌权的信仰更为丰富。
卫斯理认为对神学和圣经解释应与信徒的体验作比较来理解。这种经验（Experience）是人格参与上帝的恩典，即人与神相见（Encounter）的经验。但是在神学的解释上，比起个人的体验（神秘主义），卫斯理更强调通过属会的共同体的经验。
人的经验中也包括理性。理性检验圣经真理的正确性和信实性。但是卫斯理所说的理性不是中世的经院主义式、形而上学式、逻辑式的追求或思辨（speculation），而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服务于福音的理性，即是信心的用人，是信心为前提的理性。因而，圣灵的恩典和启示先开始作用于人类理性的活动。
卫斯理的神学核心是救赎论（Soteriology）。路德的救赎论中心置于义认化（Justification:：因信称义）上，但卫斯理不仅是义认化（称义），连成圣也纳入为救赎的中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强调成圣。因而可以说路德开创的义认化（称义）的改新教神学，经过加尔文和茨温利，后来由卫斯理的成圣神学得以完成。卫斯理的讲道重点99%以上放在救赎论上，卫斯理批判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Double Predestination:某些人被预定受永远的祝福，某些人被预定为永远灭亡的思想），强调通过十字架的预定，即预定了相信十字架的人得救赎（万人救赎论）。
卫斯理在强调罪的深刻性（original sin）的同时，更强调远远大于罪的救赎之恩典。比起人的无能性更强调神的能力，比起人的畏惧，将重点置于上帝的应许上。所以卫斯理讲两种悔改：律法上的悔改，根据律法的教训而对罪有彻底醒悟；福音上的悔改，心灵改变，将余下的所醒悟到的一切罪改变为圣洁，应该从相信之前，既完全依靠基督之前的依靠自己——对自己义的依靠中解脱出来。卫斯理认为这种信心是上帝的礼物（gift）（弗 2:8）。并由此是得救的信心（Saving faith）。认为圣灵与圣徒的灵一起内在确证（inner assurance）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而且用爱来实践的善行与内在的确证一起作为外在的确证也是很重要的。
卫斯理认为罗马书与雅各书同样重要。他说罗马书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义称义是他在七十五岁时离开迦勒底吾珥时的信心，而雅各书所说的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将100岁时生的儿子以撒在摩利亚山献给神时的献身行为，因而雅各书的行为是以信仰为前提的行为。所以，卫斯理选择了强调道德行动的登山宝训为十分重要的证道文。虽然因信得救，但救赎的确信通过行为表现，而且得救的果子是以爱来表现，丰盛的救赎不能排斥行为。
卫斯理说完全的成圣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不断的过程（process）。正如腓立比书3章所说一样，已经完全的圣徒也继续不断地改变。完全虽是指内在的罪（inwardsin）得赦免，但无意识的罪（involuntary sin）是因人类的软弱性，即使是完全的信徒也无可奈何。但荣耀是在成圣过程中一直成长，直到完全的成圣，最终达到荣耀。
社会实践的意义及对后世的影响
卫斯理在十八世纪就起了与二十世纪的莱因哈德·尼伯一样的作用。尼伯一边强调人类本性的罪（original sin）——社会构造的恶（structural sin）的原因，一边强调人类本性是上帝之形象，所以开展了基督徒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理想的，即为解救处于经济恐慌危机中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而卫斯理的教导和卫斯理宗运动从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过程的危机中拯救出了英国。
在作“世上的光和盐”的讲道中，他呼唤基督教的社会、行动特征，而且在“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等主祷文的解释中强调上帝旨意实现的社会是神的国在地上的模样。卫斯理强调基督徒的经济生活三大原则，即尽量多挣钱，尽量多存钱，尽量多施舍（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其中比起gain和save，更强调give。换句话说，基督徒认真挣钱，多积累财富是很重要的，但更强调为实现更多人分享平等的贫富分配而施舍是跟随耶稣和圣经教导的路。他强调纳收入的十分之一的人是犹大人的信仰，纳二分之一的是法利赛人的信仰，除了家庭和自我需要（衣食住）花钱外，全部施舍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信仰。
卫斯理的讲道或教训中常常给女性、劳动者、矿工等当时被遗忘，被压迫的人很大的释放感，可以说他完全是当时民众的朋友，是用民众们能听得懂的平凡的神学教训来教导和证道的。特别他挺身反对黑人奴隶制度，他的论文《Thougts on Slavery》中一一揭露了白人们将黑人商品化时所犯的罪行，即从大西洋航海中将黑人尸体抛入海中开始到卖买黑人发财、虐待黑人等。他主张改革黑人奴隶制度、解放黑人。卫斯理也被称为十八世纪的解放神学家。卫斯理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虽然当时不允许女性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但卫斯理宗给女性公众祈祷和作见证的机会，并且信仰陪谈者中也有很多女性。
英国初期卫斯理宗会不仅积极投入于救济贫困的人们、到监狱中去探访犯人、访问孤儿院和养老院等社会侍奉运动，而且也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运动。通过信用组合无偿贷款，组织了Stranger`s Society接待并照顾陌生的客旅，还在当时不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英国国教徒就不能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状况下，他们在下层矿工们生活的王森（Kingswood）创建了有宿舍的高中等，展开了革命性的社会服务。在英国产业革命过程中被遗弃的劳动者最初的劳动联合会（labor union）就是由卫斯理宗信徒组成的，而且劳动联合会的规则就是卫斯理宗属会的规则。事实上连卡尔·马克思也在英国驻留期间，从卫斯理宗属会组织那儿学习了所谓他的共产党主义思想。
卫斯理将收入的十分之九全奉献，使用于邻居，他死后所剩财产不过只有一对银勺筷和几个便士。卫斯理临终留言说“我一生最爱的话是以马内利”。与上帝同在的灵性确证（inner assurance）是他信仰和灵性的中心。他的灵性运动以前英国完全沉沦于娱乐当中，文盲不计其数，饮酒量达到了英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并且由于产业革命社会体制和制度处于危机状态中，而且农村和城市处于贫富的两极分化状态。在卫斯理心中燃烧的圣灵之火不仅成为改革英国教会的火焰，也成为改革英国社会、使之成圣、使之解放、拯救英国社会的有能力的熊熊大火。
从十九世纪开始到今天，许多卫斯理宗神学家和解放神家学们从卫斯理神学中再解释社会成圣和社会解放。但卫斯理绝没讲靠暴力革命进行社会变革，卫斯理宗运动中也找不到暴力的因素，而单单能看到像初期基督教一般彼此分享、彼此享用的“爱”的实践中出现了社会变革的结果。而是在圣灵能力里面的解放，是借圣灵的爱和自由的恩典从社会的构造之恶和制度上的矛盾中解放的运动。
这种意义上，卫斯理的成圣神学对现代解放运动的灵性恢复有很大的教训。美国卫斯理宗会（U.M.C.）只侧重于卫斯理的社会角度上，而失去了他的灵性上的内在成圣，而韩国的卫斯理宗会只重视卫斯理的个人成圣，却毫无关心社会成圣方面。实际上若要正确理解卫斯理、重新进入初期卫斯理宗运动中，就必须开展像铜钱的两面一样调和的真正的圣灵运动、灵性运动、社会参与运动。这也是对于中国教会参与社会运动的意义所在。
注：本文来自网络，原出处不详！
